来源:网络  作者:佚名

 

宋庆龄:国之瑰宝

“在她那秀丽文雅的外表下,包容着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”,新西兰作家路易•艾黎曾这样赞美宋庆龄。他还用精致典雅的青花白地瓷来形容宋庆龄,“铮铮鸣劲骨,落落绘灵姿”。艾黎是1933年结识宋庆龄的,他们的友谊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。当时,宋庆龄也和许多外国作家、记者、出版商等有着紧密联系。埃德加•斯诺就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到陕北参观访问,三个月后,写出了轰动世界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
宋庆龄从小生活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,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。1907年,她携妹妹美龄赴美留学,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洋新式教育。在美国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里,宋庆龄一直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学生:聪敏好学、思想活跃、乐于助人,经常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,还曾担任学校校刊《卫斯理》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讯干事。柔美娴雅的宋庆龄也常有惊人之举。求学期间,她曾将卫斯理女子学院宿舍墙上悬挂的清朝龙旗扯下来,踩在脚下,挂上父亲寄来的中华民国旗,高呼“打倒专制、拥护共和”的口号,还在校刊上发表热情洋溢的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》一文,讴歌辛亥革命的胜利,引起全校一片哗然。23岁那年,她被父亲软禁,便从屋子里爬窗出逃,不顾亲友的反对,毅然奔赴东京与流亡的孙中山结婚,自此开始了她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。孙中山去世后,宋庆龄继承其革命遗志。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,她一直与共产党人保持密切的合作,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。建国前夕,毛泽东主席曾专程拜谢宋庆龄:“我无法告诉您,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。”周恩来总理也称她为“国之瑰宝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宋庆龄把更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福利事业中。担任“中国福利会”主席期间,她将自己从苏联获得的十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,用于发展妇幼福利事业。用这笔基金建立在上海衡山路的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,如今已成为世界一流的妇产医院。1981年5月29日,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88岁,后被安葬在上海的宋氏陵园。生前曾有人问她为何要与父母合葬在一起,而不与丈夫孙中山合葬?她回答说:“孙中山安葬在南京中山陵。他是伟大的革命家,要接受人民的瞻仰,我不应去沾他的光。”


    邓颖超:润物细无声

    邓颖超生于广西南宁,6岁时随母到天津。和那时候的进步青年一样,邓颖超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。1925年8月8日,她和周恩来结为伉俪,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休戚与共、相亲相爱。两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至今仍传为佳话。作为总理夫人,尽管邓颖超的社会活动能力早已经历过大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,但周恩来一直“压低”她的职务。建国之初,周总理把有资格定4级干部的邓颖超压低到6级。可邓颖超她心里清楚,那时周恩来是在保护她,不愿让她作为领袖夫人高调参政。邓颖超佩服周恩来的政治智慧,也心照不宣地甘居幕后。
    早在抗战时期,邓颖超就与宋氏三姐妹因保护儿童运动走到一起,几位夫人常常一起去重庆看望保育院儿童。此后50年,她和宋美龄一直书信往来,保持着良好的友谊。80年代末,宋美龄托人从美国给邓颖超带去一只水晶兔,她还记得邓颖超是属兔的。
    建国后,邓颖超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,她不止一次说“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,一直会承担到生命的终止。”人们何曾想到,她为了革命曾偷偷堕胎,也曾因难产而失去生育功能,膝下无子的邓颖超把更博大的“母爱”播撒给了中国所有妇女和儿童。邓颖超以无比亲切的诚挚态度关心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,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工作方法融汇在她的人格力量之中。有一次去公园里看花,她碰到了冰心,两人见面很高兴。第二年邓颖超又去看花,却没见到冰心,她担心冰心身体不好,愣是亲自跑到她家里,爬上楼去看冰心。冰心见她来吃了一惊,邓颖超轻声说:“我想你了,来看你。”冰心感动得直流泪。
  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她与周恩来夫妇的交往中,就写道:“一个卓越的总理,他有一个同样卓越的夫人,周夫人有着传奇式的革命经历,可是她的外表是那样的平静、谦和,温暖着所有的人。”


   史良: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长

1949年,她出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;1950年,她把《婚姻法》送给了全体女同胞。她就是史良,一位籍贯为江苏常州的女子,外表清丽平和,性格却坚韧顽强。史良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是律师,她曾用法律的武器,营救了包括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志士。作为“七君子事件”中唯一的女性,史良在狱中不但拒绝诱降,而且在开庭审讯时,仗义执言:“抗日二字,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,才会判救国有罪!”检察官理屈词穷,十分狼狈。毛泽东为此称赞她为“女中豪杰”。

史良坚信“妇女得不到解放,整个民族就谈不上解放。”1950年5月1日,在她的努力下,旨在反对包办强迫、提倡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的《婚姻法》出炉,中国妇女在爱情与婚姻方面,从此拥有了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。毛泽东为此特别批注:《宪法》是国家根本大法,《婚姻法》是家庭的根本大法。在《婚姻法》的具体落实过程中,经史良提议,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婚姻庭,专门承办处理妇女婚姻案件,并由妇女担任庭长。

史良后来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。她一生清贫自守,曾将自己在上海的十余幢房屋无偿献给国家;1985年去世时,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,其所有首饰加在一起价值不过3000元。

“生于民族忧患,死于祖国中兴”,史良的一生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妇女的苦难与欢欣。



蔡畅:革命途中的烽火玫瑰


    蔡畅是中外闻名的妇女运动先驱,新中国第一任妇联主席。蔡畅从小就性格刚毅、胆识过人。她13岁到省城求学,较早地接受了革命的进步思想;15岁那年考入了周南女校。1920年,蔡畅兄妹和母亲一起,飘洋过海到法国勤工俭学。在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,蔡畅与李富春邂逅了,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。1925年8月,蔡畅和丈夫回国,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。他们一起在白色恐怖下坚持秘密斗争;一起建设革命根据地;一起爬雪山,过草地。长征途中,身材纤瘦的蔡畅,每天给战士们讲她在国外留学的经历,高唱《马赛曲》,用自己的欢声笑语鼓舞士气。 建国后,蔡畅出任全国妇联主席,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妇女职业学校,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妇女干部。1990年9月,90岁的蔡畅,在留下了“丧事从简,不搞遗体告别,不开追悼会”的遗嘱后,安详离世。

钱正英拒绝写回忆录,“我还不想写历史,我还要做历史。”她现在最大的心愿,是在有生之年,将过去治水工作中曾经犯下的一些错误纠正过来。1950年3月,年仅27岁的钱正英被破格提升为华东水利部副部长,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部长。1974年,她正式执掌水利部,其后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。在钱正英多年治水生涯中,她先后参与过京郊密云水库、黄河刘家峡水电站、长江葛州坝大江截流等多个水电工程,领导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。人们不会忘记1981年长江葛州坝截流时,她力排众议时掷地有声的话:“截流不成,拿我是问。”20年后,钱正英又负责三峡工程的质量把关,她公开自责,“三峡前期施工没够得上世界一流水平,这是我的遗憾。”“我们这么大年纪的老党员,最忧患的就是共产党变腐败。”钱正英曾给某杂志社撰文称,对共产党来说,内部的腐败是今后最具威胁的敌人,但见公开发表时被删去了,她去信问责,如果“连这句话都不敢刊登,就是腐败的开始”。至情至性,快人快语。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皎洁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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